在人類漫長的戰(zhàn)爭史中，決定勝負的往往不僅是前線將士的血肉之軀，更是大后方地層深處那些冰冷、堅硬的礦石。

　　鎢（Wolfram），在化學元素周期表中排第74位。對普通人而言，它也許只是愛迪生發(fā)明的白熾燈里那根細細的燈絲；但在地緣政治家和軍工專家的眼中，它卻素有“戰(zhàn)爭金屬之王”的駭人頭銜。因為具有極高的熔點和硬度，鎢是制造穿甲彈、槍管、坦克裝甲以及高速切削機床不可或缺的戰(zhàn)略命脈。

　　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二戰(zhàn)陰云下，誰掌握了鎢礦，誰就握住了戰(zhàn)爭的鋒刃。當時，中國的鎢砂藏量之富，冠甲天下。

　　長久以來，當我們翻開中國近現(xiàn)代史的宏大畫卷，提到鎢礦，人們首先想到的總是“世界鎢都”贛南。然而，鮮為人知的是，地處華南沿海的惠州，也曾是這盤世界級軍事資源大棋局中一枚至關重要的棋子。這里的群山深處不僅出產過足以影響國際局勢的戰(zhàn)略礦產，其漫長的海岸線與錯綜復雜的地方勢力，更催生了一場波詭云譎、充滿血腥與貪婪的走私暗戰(zhàn)。

　　壹

　　1938年秋天的急電

　　當惠州淪陷觸動大國神經(jīng)

　　它不僅是一個地理名詞，更是一條足以牽動國際鎢砂市價、甚至影響抗戰(zhàn)財政基本盤的敏感神經(jīng)。

　　歷史的張力，往往體現(xiàn)在幾封發(fā)黃的秘密信函之中。

　　1938年10月12日凌晨，大亞灣海面大霧彌漫，侵華日軍第18師團、第104師團在海軍第5艦隊的掩護下突然強行登陸，華南抗戰(zhàn)的慘烈序幕由此拉開。10月15日，擁有千年城墻的惠州城宣告淪陷。

　　日寇的鐵蹄踏破了嶺南的寧靜，而在千里之外的國民政府陪都重慶，這場戰(zhàn)役引發(fā)的余波，卻迅速波及到了國家的最高經(jīng)濟決策層。

《廣東東江與粵漢鐵路間地質圖》（1931-1932）。

　　10月23日，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、中央銀行總裁的孔祥熙，向遠在西南的中國早期著名地質學家、時任經(jīng)濟部長的翁文灝發(fā)出了一封急函。在這封信中，這位掌控著戰(zhàn)時中國經(jīng)濟命脈的財政大員，語氣中透露出掩飾不住的焦慮：“據(jù)中央信托局電稱，華南局勢改變，礦產來源短少，將來勢必漲價，并據(jù)調査所得，粵東惠州附近有大鎢礦�！�

　　孔祥熙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。他敏銳地預判，日軍占領廣東惠州后，對惠州鎢礦“勢必積極開采，拋售世界，鎢砂市價恐有低落之虞”。在當時，國民政府正極度依賴統(tǒng)購統(tǒng)銷特種礦產（尤其是鎢）出口歐美，以換取寶貴的外匯和軍事援助。一旦日軍掌控了惠州的“大鎢礦”并惡意向國際市場傾銷，中國政府的抗戰(zhàn)財政生命線必將遭受重創(chuàng)。

　　僅僅四天后，10月27日，作為中國現(xiàn)代地質學奠基人之一的翁文灝作出復函。他以科學的數(shù)據(jù)安撫了孔祥熙的恐慌：“廣東全省每年鎢產量約為2000噸左右，惠州一帶當非該省產鎢最富之區(qū)，短時期內國際市價當不致受其影響�！�

　　從孔祥熙與翁文灝的這番高層通信中，我們可以清晰地剝離出一個歷史真相：在民國時期的國家戰(zhàn)略版圖上，惠州地域的鎢礦儲藏量雖然不是全省第一，但它已經(jīng)引起了最高當局的密切關注。它不僅是一個地理名詞，更是一條足以牽動國際鎢砂市價、甚至影響抗戰(zhàn)財政基本盤的敏感神經(jīng)。

　　貳

　　喚醒深山

　　從“廢石”到黑金的拓荒史

　　李彥彬的成果，不僅帶動了惠陽地方經(jīng)濟的一時繁榮，也標志著惠州鎢礦正式卷入了全球化的資本與資源大循環(huán)之中。

　　那么，惠州的鎢礦究竟隱藏在何處？又是誰，最先喚醒了這些沉睡在群山中的“黑金”？民國時期勘測的惠州地域鎢礦，主要集中在惠陽、河源、紫金等縣。其中，光是惠陽縣境內的鎢礦就有十余處之多，而惠陽縣的鎢礦，又以惠東多祝一帶最為富饒。地方志乘中常有“萬山重疊中，并饒鎢礦、鐵礦之利”的贊嘆。盡管中國的鎢礦儲量獨步全球，但中國對鎢的認知卻相對較晚。遲至清朝光緒末年，德國傳教士在江西南部大余縣的山區(qū)發(fā)現(xiàn)了這種黑色礦石的價值，中國才有了第一次關于鎢礦的近代記錄。而在惠州，特別是惠東境內發(fā)現(xiàn)鎢礦，則要追溯到1918年。

　　那是一個屬于探險者與淘金者的狂飆突進的年代。當時，在安墩的石珠嶂、糧米嶂，新庵的伯公坑，寶口的白石?，以及大洲的觀音山等荒山野嶺，鎢礦苗被陸續(xù)發(fā)現(xiàn)并迎來了第一批揮舞著鐵鎬的開采者。

　　1920年12月10日，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報紙《申報》刊發(fā)了一則極具史料價值的報道，證實了這一發(fā)現(xiàn)：“鎢礦在歐洲產量不豐，我國湖南之宜章、廣東之惠陽，均曾發(fā)現(xiàn)礦苗極豐之鎢數(shù)處，奈國內需要極少，故未開采�！边@則報道點明了一個尷尬的現(xiàn)實：由于當時的中國工業(yè)極其落后，連造一桿好槍都困難，遑論需要先進冶煉技術的鎢合金？因此，國內市場對鎢的需求幾乎為零。早期的惠州鎢礦開采，完全是一種被外部世界（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中的歐洲戰(zhàn)場）需求所驅動的出口導向型產業(yè)。在這個草創(chuàng)期，開采活動并不具有國營性質，而是純粹的私人開采。鄉(xiāng)民們用最原始的土法挖掘，然后肩挑背扛，將礦石賣給在粵境定點收購的外國洋行。

　　在這群逐利的先驅者中，有一個名字注定要被載入惠州近代工業(yè)史冊——李彥彬。

礦業(yè)巨子李彥彬。

　　李彥彬，原籍惠陽縣良安鄉(xiāng)（今屬惠陽區(qū)）。清朝末年，國勢傾頹，民生凋敝。年輕的李彥彬不甘心困守鄉(xiāng)里，“慕邑人多向南洋開礦發(fā)達，乃束裝遄赴馬來半島荷印各處實地考察開礦技術”。在那個下南洋的浪潮中，許多惠州人靠著種植橡膠或開采錫礦發(fā)家致富，李彥彬則敏銳地將目光鎖定在了礦業(yè)技術上。

　　機遇總是垂青有準備的人。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（1914-1918）期間，歐洲戰(zhàn)場變成了巨大的絞肉機，交戰(zhàn)國對制造軍火的鎢礦需求量呈幾何級數(shù)暴漲，國際鎢價如火箭般躥升。遠在南洋的李彥彬獲悉家鄉(xiāng)惠陽發(fā)現(xiàn)了多處鎢礦，深知天賜良機已到，乃兼程返國。

　　他帶回來的，不僅是見識，更是先進的生產力。他“仿照南洋之法開采之”，將近代化的礦業(yè)管理與開采技術引入惠州深山。憑借這股東風，李彥彬迅速積累了巨額財富，遂成一代礦業(yè)巨子。他的成功，不僅帶動了惠陽地方經(jīng)濟的一時繁榮，也標志著惠州鎢礦正式卷入了全球化的資本與資源大循環(huán)之中。

　　叁

　　權力下場

　　自由放任到國家統(tǒng)治

　　在這份報告中，張云裁點出了惠州的顯赫地位：“惠州是東江出口總樞，各處礦場，產鎢甚豐，每月由惠出口三十余萬擔�！�

　　這些被官方圈定的礦場，在那個沒有現(xiàn)代公路網(wǎng)的年代，其物流路線顯得極為原始而壯觀：成百上千的挑夫，沿著崎嶇的山道，將沉重的黑礦石由陸路一步步運至多祝。多祝作為西枝江中游的重鎮(zhèn)，在此刻扮演了水陸中轉樞紐的角色。隨后，礦石被裝上木船，順著西枝江的波濤匯入東江干流，最終日夜兼程運至廣州，等待裝上遠洋貨輪，駛向未知的戰(zhàn)火之地。為了更有效地控制這棵“搖錢樹”，廣東省建設廳在全省特設了4名級別極高的礦務專員，分別是潮梅礦務專員、惠州礦務專員、北江礦務專員和西江礦務專員，以對全省各縣的礦區(qū)進行垂直管轄。

　　惠州礦務專員的權力之大、轄區(qū)之廣，令人咋舌。其管轄范圍不僅包括惠陽、博羅，更涵蓋了河源、紫金、海豐、陸豐、新豐、連平、和平、龍川、寶安、龍門、東莞、增城等14個縣，幾乎囊括了整個東江流域及部分沿海地區(qū)。1935年11月9日，時任惠州礦務專員張云裁向上級提交了一份題為《惠州礦務專員辦事處辦理情形報告》的公文。在這份報告中，張云裁點出了惠州的顯赫地位：“惠州是東江出口總樞，各處礦場，產鎢甚豐，每月由惠出口三十余萬擔�！�

　　三十萬擔，這是一個極其驚人的數(shù)字！它意味著源源不斷的財富正從惠州流出。然而，財富的光芒背后，往往伴隨著巨大的黑洞。巨大的產量，附帶的必然是嚴重的走私行為。作為最高管理者的張云裁在報告中大吐苦水、坦言困境：“現(xiàn)只有惠州一辦事處，雖竭力兼顧，難免有鞭長莫及之虞�！�

　　肆

　　亂世黑金

　　打不破的走私網(wǎng)絡與軍閥的貪婪

　　梳理史料我們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，在那個軍閥割據(jù)、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，但凡掌管地方大權的軍政要員，幾乎都沾染過鎢砂走私的污泥。

　　張云裁所謂的“鞭長莫及”，絕非推卸責任的托詞�！捌咂呤伦儭焙螅�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在歐洲全面爆發(fā)后，國際形勢波詭云譎。

　　國民政府為了籌措抗戰(zhàn)經(jīng)費，宣布將鎢、銻、錫、汞、鉍、鉬等6種礦石列為“特種礦產品”，實施比戰(zhàn)前更為嚴格、近乎嚴酷的統(tǒng)治。政府要用這些“特礦”統(tǒng)一出口，去換取英、美、蘇等同盟國的外匯和槍炮；同時，更要嚴防死守這些戰(zhàn)略物資流入敵對國家（尤其是日本）之手。

　　在所有的“特礦”中，鎢的地位最為尊崇。它是直接用于制造槍炮、裝甲的原料，軍用價值最大，國外武庫的需求也最為殷切，導致黑市價格長期居高不下。正如馬克思在《資本論》中所言，如果有300%以上的利潤，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，甚至去冒絞首的危險。于是，在暴利的驅使下，“特礦之走私外流者，以鎢為最，其情形在粵省特較嚴重”。

　　而惠州，特別是惠東，簡直是走私犯的天堂。這里不僅有崇山峻嶺掩護，更致命的是它瀕臨南海，擁有漫長曲折的海岸線，且距離“自由港”香港僅咫尺之遙。獨特的地理形勢，使得惠東的鎢礦走私猶如決堤之水。

　　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，一條從惠陽偷運鎢砂往香港的地下通道便已成熟運作。這絕不是零星的散兵游勇，其載運、出口及在香港的接收，均有財力雄厚的不法商人和幫會組織專門負責接應，整個過程顯示出高度組織化、武裝化的特點。

　　為了挽救流失的國儲，1935年4月，廣東省政府祭出重拳，將鎢礦專營權直接撥歸手握重兵的“第一集團軍軍墾處”辦理，試圖用槍桿子來壓制走私。

　　歷史充滿了巧合。當時擔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軍墾處處長的翁式亮，正是惠東人。這位土生土長的將領，對家鄉(xiāng)的山川地貌和鎢礦走私的貓膩可謂了如指掌。翁式亮走馬上任后，雷厲風行，展開了數(shù)月調查，隨后排兵布陣：在惠州設立鎢礦收運所，專門負責卡斷鎢礦私運的咽喉。不僅如此，他還在東江上游的連平縣桂樂墟、和平縣的岑崗、海豐縣的汕尾設立三個分所。其中汕尾的戰(zhàn)略意圖尤為明顯，就是為了緊緊盯死從惠陽出海前往香港的水路。

　　然而，翁式亮的軍事化緝私并沒有收到預期的奇效。原因很簡單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。鎢礦收運所的權限受阻，往往只能在鎢砂從陸運轉為水運的關鍵節(jié)點才能征收到稅項，而走私分子早已開發(fā)出無數(shù)條隱秘的山間小路和海上夜航線。每個月，依然有成百上千噸的鎢砂在月黑風高之夜被悄然運抵香港。

　　據(jù)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學者蔡謙在廣東實地調查和統(tǒng)計的數(shù)據(jù)：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前三年（1935—1937），僅僅這三年間，就有9萬多擔（約合7000噸）鎢砂走私到國外。7000噸高純度鎢砂，足以打造出一支能毀滅幾個城市的裝甲集群！

　　更令人悲哀的是，破壞國家法度的，往往正是那些手握重權的“肉食者”。

　　梳理史料我們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，在那個軍閥割據(jù)、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，但凡掌管地方大權的軍政要員，幾乎都沾染過鎢砂走私的污泥。從主政廣東的“南天王”陳濟棠，到接任的余漢謀等封疆大吏，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開支和個人窮奢極欲的生活，均不惜動用軍隊組織大規(guī)模的鎢砂走私，公然抗拒中央政府的海關出口稅。這種“上梁不正下梁歪”的風氣，放在惠州更是觸目驚心。早在1917年，當后來的一代梟雄陳炯明在汕頭成立援閩粵軍司令部時，由于軍餉告急，便直接派兵在惠東雞籠山圈地開采鎢礦，以礦稅充當軍餉。

　　抗戰(zhàn)全面爆發(fā)后的1939年，國難當頭，時任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香翰屏，竟然也干起了私販鎢砂籌餉的勾當。據(jù)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回憶，香翰屏曾屢次拉攏其合伙走私牟取暴利。深明大義的曾生不僅斷然拒絕，其部隊在執(zhí)行任務時，還毫不留情地查獲了香翰屏部屬私販的一百擔鎢砂，令對方狼狽不堪。

　　如果說這些人在戰(zhàn)爭時期通過私營鎢礦尚有籌集軍餉的借口，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長年盤踞惠東“三平”的地方軍閥蔡騰輝，其行徑就是純粹的瘋狂斂財了。1935年5月，陳濟棠派出大軍鏟除蔡騰輝殘余勢力時查出，蔡騰輝曾在黃埠一帶利用強權低價掠奪了數(shù)百包高品質鎢礦，并秘密埋藏在沿海地下暗室（地籠）中。辦案人員在鹽洲附近海濱掘開了一個十余丈的地籠，里面整整齊齊碼放著170余包黑黝黝的鎢礦（每包重約30斤），皆是這位土軍閥從百姓身上榨取的膏血。

　　伍

　　資敵的罪愆

　　當中國鋒刃被鑄成侵華炮彈

　　這些惠州山里挖出的戰(zhàn)略資源，被送進大阪、神戶兵工廠鍛造，變成了穿甲彈彈頭與日軍坦克裝甲。

　　如果說內部貪腐尚屬國家肌膚之疾，在民族存亡關頭，惠州鎢砂大量外流便是刺入中華民族心臟的劇毒匕首。

　　大量鎢砂經(jīng)年累月流失，根據(jù)戰(zhàn)后解密的史料，難以計數(shù)的私售鎢礦最終都流向了一個令中國人心碎的目的地——日本。這些惠州山里挖出的戰(zhàn)略資源，被送進大阪、神戶兵工廠鍛造，變成了穿甲彈彈頭與日軍坦克裝甲。這無疑是在用中國人的資源，淬煉殺戮中國人的屠刀。

　　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前夕的日本極度缺乏鎢礦，國民政府嚴禁對日出口。然而日本特務機構與洋行拋出重金，利誘中國國內的奸商私梟將私鎢偷運至當時仍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，日本商社再在香港大肆高價收購。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暗中調查后得出的結論令人不寒而栗：“幾全數(shù)悉為日人所收，故走私即以資敵，事實上殆無二致�！备鼰o恥的戲碼，發(fā)生在日軍徹底踐踏惠州之后。日寇占領后大肆推行“以戰(zhàn)養(yǎng)戰(zhàn)”。1941年10月，侵華日軍扶植孫繩武出任偽惠陽縣長。他利用淡水、澳頭一帶的交通便利，設立數(shù)個運輸公司專門替日寇明碼標價收購私鎢。為了確保鎢砂出海，孫繩武甚至與海盜勢力沆瀣一氣暗中押船。

　　更為詭異的是，日寇海軍派出的淺水炮艦常年在虎頭門海面游弋，表面殺氣騰騰，一旦遇到載有鎢礦的走私貨船經(jīng)過，不僅不予攔截反而暗中護航。顯然，日本軍方欲蓋彌彰，只為包攬中國私鎢。

　　1941年2月6日，愛國學者許地山在日記里寫下刺眼的注腳：“今日報載惠州失守，又得消息說有個楊將軍很熟悉東江情形，愿為（日寇）作向導，兼為之買辦鎢礦……據(jù)說是陳炯明舊部。”這位神秘且淪為敗類的“楊將軍”究竟是誰尚待考證，但抗戰(zhàn)期間惠州鎢礦在漢奸運作下大量流入敵手，已如鐵證般無法抹殺。

　　陸

　　腐朽的賬簿

　　抗戰(zhàn)勝利后的潰敗暗影

　　亂世之中，走私團伙武裝到牙齒，與政府緝私隊火拼流血是家常便飯。

　　1945年抗戰(zhàn)勝利。然而趕走日本侵略者后，惠州鎢礦亂象并未終結，反而暴露出國民黨政權更深層的制度性腐敗。

　　亂世之中，走私團伙武裝到牙齒，與政府緝私隊火拼流血是家常便飯。巨大利益迅速腐蝕官僚系統(tǒng)，走私商販千方百計賄賂軍警。一些身居高位的官員將領不僅放棄守土之責，更淪為保護傘和股東。

　　僅以1947年9月破獲的震動朝野的“東江一帶鎢砂走私大案”為例。核心案犯梁永元的供詞揭開了三大系統(tǒng)：一是政府官員直接操盤的“官匪勾結幫”；二是披著合法企業(yè)外衣的大資本財閥；三是擁有黑道江湖勢力的“雜散走私幫”。

　　辦案人員在梁永元貼身衣物中搜出了一本秘密賬簿，上面記載了走私巨頭“大陸公司”竟直接將兩千元港幣巨款，賄賂給了肩負國家礦產統(tǒng)制重任的高官——一特礦管理處廣州辦事處主任應克洲。緝私總長淪為走私內鬼，無疑是對國民政府法統(tǒng)的絕妙諷刺。

　　結語

　　當我們拂去歷史塵埃重新審視這段沉重的惠州礦業(yè)史，不禁發(fā)出一聲嘆息。

　　惠州大地上蘊藏的這些足以影響世界版圖的豐富鎢砂礦藏，在國家積貧積弱、制度崩壞的年代，非但沒有成為支撐民族復興的堅實基石，反而因為瘋狂的劫掠走私帶來了無盡流血、腐敗與動蕩。

　　這場圍繞“黑金”展開的殘酷角逐中，不法商人牟取暴利、軍閥官僚中飽私囊，少數(shù)人甘當漢奸將戰(zhàn)略物資拱手送給侵略者。這幅亂世圖景，是一個舊時代病入膏肓、走向滅亡的深刻縮影。在那個漫長的黑夜里，真正支撐起民族脊梁的，不是地下冰冷的礦石，而是那些在東江兩岸浴血奮戰(zhàn)、拒絕與黑暗同流合污的抗日軍民。（嚴藝超）

　　作者

　　嚴藝超

　　惠州日報社編委，惠州市文化顧問，惠州市文化智庫專家顧問委員，惠州市政協(xié)文史研究員。

　　主編說

　　鄧北黔

　　本文以“戰(zhàn)爭金屬”鎢為棱鏡，穿透地方史與全球地緣博弈，鉤沉惠州在二戰(zhàn)地緣棋局中的隱秘角色。文章既有地緣政治的經(jīng)濟史視野，又飽含對亂世蒼生與民族命運的悲憫，是一部微觀透視宏觀的力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