倘若山川有靈，那么嶺南的羅浮山，定然是一位博聞強識的智者。它目睹過葛洪的丹爐，聆聽過佛祖的禪音，而到了宋明之際，它更化身為一所眾人向往的大學堂，將自身的幽深與靈秀，慷慨贈與了那些前來尋求“道”與“理”的賢士儒生。

　　長久以來，人們提及羅浮，總繞不開“九觀十八寺”的仙佛氣象。然而，在歷史的另一重帷幕后，這里曾書聲瑯瑯，翰墨飄香。一座座書院——釣鰲、豫章、張留、靜觀、幽居洞鄭公書堂、青霞谷甘泉精舍、黃龍洞龐子學堂——如星辰般綴于山間溪畔，構成了“于時講學之盛，海內莫有過于羅浮”的儒家講學盛況。屈大均在《廣東新語》的這句論斷，與“廣東在宋代的學術中心地在羅浮”的說法相互印證，揭示了一個被部分遺忘的史實：羅浮山，不僅是道釋的洞天福地，更是理學南傳的重要講堂與基地。

羅浮山風光秀麗。 惠州東江圖片社供圖

　　漫步今日羅浮，在煙霞碧水之外，我們或可側耳傾聽，那穿越千載，依舊在歷史長廊中隱隱回響的讀書聲與論道聲。

　　主角登場

　　詩人與學者的完美融合

　　在羅浮山燦若星辰的講學先賢中，羅從彥，字仲素，世稱豫章先生，是一位無法繞開的核心人物。他并非嶺南本土人士，而是來自千里之外的福建南劍州。宋紹興二年，他以特科進士的身份，南下赴任，成為廣東博羅縣的主簿。這個職位，大約相當于今天的縣政府辦公室主任，品階不高，事務繁雜，卻恰恰為一位思想家在嶺南播撒理學種子提供了難得的機緣。

　　在時人眼中，這位羅主簿恐怕有些“不務正業(yè)”。他固然是位能吏，熱心為民，修建渡口，籌辦書院，展現了儒家士大夫的務實精神。但在公務之余，他卻將大量的心力，投注于旁人看來有些“虛渺”的事業(yè)——他是一位深邃的理學思想家，更是一位曠達的詩人。

　　他最愛的去處，是延祥寺西北方向的黃龍洞（又名金砂洞）。此地風景絕佳，“兩峰相疊，一水對流”，曾是南漢王劉巖夢寐以求的“仙境”，昔日天華宮的所在地。羅從彥于此找到了精神的棲居地。他經常帶著弟子，來到洞旁的七星壇釣鰲石，不是垂釣，而是“終日相對靜坐”。在飛瀑流泉、松風鳥鳴的自然交響中，他們摒棄雜念，收斂心神，實踐著他所倡導的“默坐澄心，體認天理”的求學功夫。

　　這畫面本身便充滿了詩意：一群身著儒服的讀書人，不在書齋誦讀經典，卻于山水之間靜坐冥思。這既是嚴謹的學術修行，也是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審美體驗。他時常邀約志同道合的友人，一同在黃龍飛瀑下沐浴，縱觀山水，談詩論道。于是，深奧的理學思辨，與詩人的不羈情懷，在羅浮山的靈山秀水間，完美地融合在了羅從彥的身上。

清康熙《博羅縣志》輿圖里的釣鰲書院。嚴藝超 翻拍

　　羅從彥的學問，源自北宋理學大家程顥、程頤，由其師楊時（號龜山）南傳，史稱“道南學派”。而他，正是這一學派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。他的思想，看似簡約，實則精深。他主張“學問之道不在多言，但默坐澄心，體認天理”。這種“靜坐”，并非簡單的休息或放空，而是一種極為重要的內省功夫。他認為，只有通過這種向內的、持續(xù)的觀照與體認，才能滌蕩內心的私欲，讓純粹的天理自然呈現，從而實現自我的完善與超越。這是一種將抽象的宇宙本體（天理）與具體的個人修養(yǎng)緊密結合的實踐哲學。他的政治理念，也以此為基礎。在《羅豫章集·議論要語》中，他明確提出：“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�！彼�深刻地辨析了君子與小人在朝堂的不同作用：“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，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，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，故天下所以必治；小人在朝則天下亂，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，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，故天下必亂�！边@番論述，至今讀來，仍覺振聾發(fā)聵。他將“道”之于人心，比作“食之充饑，衣之御寒”，是精神生命的必需品。豫章學派極力推崇學習圣人之道，認為周公、孔子之心，就蘊含在“道”中。若能明了此道，便能與古圣先賢心意相通。他們向往夏商周“三代”的“五道”之治，在個人修養(yǎng)上，主張“寡欲”“簡易”與“主靜”。這一整套思想體系，雖然誕生于近千年前，但其對內心秩序的探索與對理想政治的追求，依然閃爍著不朽的光輝。

　　撒播真理

　　一座書院與其靈魂

　　羅從彥不滿足于僅與三五知己在山水間探討精微的義理。他懷抱著“兼濟天下”的儒家理想，渴望將畢生所學所思，傳播給更多的學子，開啟嶺南的民智。而實現這一抱負的最佳平臺，莫過于書院。素有“嶺南第一山”之稱的羅浮山，自秦晉以來，便以其獨特魅力吸引著各方人士：求仙的道士、修行的僧侶、避世的文人……到了宋代，其濃厚的文化氛圍與寧靜的自然環(huán)境，更是成為儒家弟子潛心攻讀的理想之所。在這里創(chuàng)辦書院，聚徒講學，成了羅從彥的一大心愿。

　　歷史的機緣，總是垂青有準備的人。時任廣州太守的周侯綰，十分仰慕羅從彥的道德學問，二人不謀而合，決定在羅浮山創(chuàng)辦書院，系統(tǒng)講授理學。于是，在南宋紹興二年（公元1132年），中國教育史和嶺南文化史上值得銘記的一筆出現了——博羅主簿羅從彥，在羅浮山下的仙福都，親手創(chuàng)立了釣鰲書院。

羅從彥畫像。嚴藝超 翻拍

　　這座書院，從誕生之初就注定了它的不平凡。它的創(chuàng)始者，是理學“道南學派”承前啟后的中堅人物。后來集理學大成的朱熹，在追溯自己學術淵源時，曾給予這位師公極高的評價：“龜山先生（即楊時）倡道東南，士之游其門者甚眾，然語其潛思力行，任重詣極如羅（從彥）公，蓋一人而已。”由這樣一位被朱熹盛贊的“理學名儒”親自設席執(zhí)教，釣鰲書院的影響力可想而知。

　　釣鰲書院很快便成為嶺南的理學燈塔。“從其游者甚眾”，四面八方慕名而來的學子，匯聚于羅浮山下，聆聽豫章先生的教誨。在這些學生中，東莞人翟杰是一個杰出的例子。他跟隨羅從彥深究理學后，氣質為之一變，變得“神定氣和”，時人皆推崇他為“有道君子”。在羅從彥病逝的同年，即宋紹興五年，翟杰考取進士，官至化州司戶。然而，他或深受老師精神的影響，不久便辭官歸鄉(xiāng)，效仿先師，建造桂華書院，繼續(xù)講學傳道，將理學的火種在嶺南大地傳遞下去，推動了當地文教的持續(xù)發(fā)展。

　　釣鰲書院不僅僅是一個精神的象牙塔，羅從彥更以其務實的精神，為書院的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，設計了一套堪稱典范的運營模式。他展現了一位思想家罕見的行政才能與長遠眼光。為了給書院提供穩(wěn)定、持續(xù)的經濟支持，他巧妙地實施了一項“以渡養(yǎng)學”的計劃。他在從博羅縣城南門直至石灣的漫長東江流域上，一口氣設立了十三處橫水渡口。這些渡口，一方面極大地方便了往來行旅，是實實在在的惠民工程；另一方面，官府允許對這些渡口收取適量的稅費，當時每年可收米約十八石。這筆穩(wěn)定的收入，被明確指定用于贍養(yǎng)那些遠道而來、潛心向學的寒門學子。這一舉措，意義非凡。它使得釣鰲書院成為一所“規(guī)制略備”，擁有獨立、穩(wěn)定經濟來源的教育機構。教學的內容與方法可以“與時俱進”，而無需完全依賴官府撥款或私人捐贈的偶然性。這在中國古代書院史上，無疑是一項極具創(chuàng)新意義的制度實踐。它確保了理學的傳播不會因經濟的困窘而中斷，讓思想的種子能夠在嶺南沃土中深深扎根。遺憾的是，由于年代久遠，史料散佚，今人已無法詳細考證其日常教學與管理的具體情狀，但這一點制度創(chuàng)新的星光，已足以讓我們對羅從彥的遠見卓識肅然起敬。

　　正是在這樣相對安定的環(huán)境中，羅從彥在釣鰲書院不僅完成了其重要著作《圣宋遵堯錄》的修改定稿工作，更將他潛心思索的理學精義，系統(tǒng)地傳授給了嶺南學子�？梢院敛豢鋸埖卣f，在惠州乃至整個嶺南地區(qū)，以書院為固定基地，有體系地傳播理學思想，羅從彥是名副其實的第一人。正是他在釣鰲書院的教育實踐，使得原本深藏于學者書齋的宋代理學文化精髓，第一次成規(guī)模地“向下擴散”，浸潤到惠州的民間社會，為后來嶺南理學的全面興盛，播下了珍貴的第一批思想種子。

　　文脈激蕩

　　穿越千年的榮光

　　釣鰲書院的教育成果，是切實而輝煌的。它最為人稱道的成就，便是培養(yǎng)出了留正和張宋卿這兩位杰出人才。他們二人先后于紹興十三年和二十七年考中進士。留正后來官至宰相，成為一代名相，在南宋中期的政治舞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；張宋卿則成為一代名臣，以清廉正直著稱。他們的成功，固然有其個人天賦與努力，但其學問根基與道德操守的養(yǎng)成，與青年時期在羅浮山接受羅從彥的教誨，與釣鰲書院所彌漫的道學氛圍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。他們的出現，是釣鰲書院教育成功的最有力證明，也彰顯了理學思想在塑造經世致用之才方面的巨大潛力。

　　羅從彥本人的學術與歷史地位，在其身后得到了不斷的確認與提升。宋淳祐七年(1247年)，朝廷下詔賜其“文質”謚號，這是官方對其學術與品德的正式肯定。元朝宰相脫脫主持編修的《宋史》中，他穩(wěn)穩(wěn)地占據了一席之地。到了明代，他獲得了讓所有儒者都夢寐以求的至高榮譽——“崇祀孔廟”。在明洪武年間，他與諸葛亮、文天祥、朱熹、顏真卿等歷代先賢一同，被供奉于孔廟之中，位列東廡先儒第四十五位。至清代，康熙皇帝親題匾額“奧學清節(jié)”，褒獎其學問深邃、節(jié)操高潔。這些跨越朝代的尊崇，共同鑄就了羅從彥在中華儒學史上的不朽地位。他的著述，如《圣宋遵堯錄》《語孟解》《中庸說》《議論要語》等，被后人輯錄為《豫章文集》十七卷。其中，《圣宋遵堯錄》經清朝大學者紀昀的審定，獲得了乾隆皇帝的欽準，被收錄進集古代典籍大成的《四庫全書》之中，得以永久流傳。

　　如今，釣鰲書院的具體形制或許已湮沒在歷史的煙塵里，羅從彥靜坐過的釣鰲石也早已苔痕深碧。然而，當我們重新梳理這段歷史，會發(fā)現一種無形的力量從未消失。羅從彥在羅浮山的短短數年，如同一塊投入嶺南文化靜水的巨石，激起的漣漪千年未息。他所開創(chuàng)的釣鰲書院，不僅是一處傳授知識的場所，更是一個思想的熔爐、一個文化的樞紐。

　　從羅從彥的釣鰲書院到翟杰的桂華書院，再到他所影響的無數嶺南士子，一條清晰的文化傳承脈絡由此展開。這條脈絡，最終融入并極大地豐富了嶺南文化的基因，使其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時，始終與中華文化的母體保持著深度的連接與同步。

　　“千載講堂人仰止”。今天，站在新的時代節(jié)點回望羅浮山，回望那位在山水間靜坐冥思、在書院中諄諄教誨的豫章先生，他所代表的，不僅是一段輝煌的過去，更是一種精神的啟示——關于思想的力量，關于教育的本質，關于文化如何在一方水土中扎根、生長，并最終化為穿越千年的磅礴回響。這，或許正是羅浮山留給今人最寶貴的遺產之一。

　　作者

　　邱宇林

　　博羅縣社科聯(lián)副主席，中華詩詞學會會員，惠州市詩詞楹聯(lián)學會顧問，廣東省作協(xié)會員。

　　主編說

　　嚴藝超

　　本文以釣鰲書院為微觀切口，鉤沉理學南傳的宏觀脈絡，將思想史、教育史與地域文化生動縫合。透過羅從彥“默坐澄心”的講學實踐，彰顯儒學在地化進程中“理”與“行”的辯證統(tǒng)一，賦予文化遺產以深層的當代精神啟示。